【核心提示】辩证分析、历史分析概括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分析。通过实事求是分析，读者将会更深刻读懂李大钊，更贴近实际了解李大钊，这正是朱成甲写这书想要达到的目的。

　　朱成甲在2009年出版了《李大钊传》（上卷），是一部有相当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充满了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分析实际问题的优点。

　　辩证分析

　　朱成甲之前已发表的李大钊对袁世凯认识过程的文章，这本书讲得更清楚、更细微，比他原先出版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更深刻、更有特色。该书写的是从李大钊出生到1917年底的思想和活动，涉及立宪思潮、拥袁反袁、调和论等诸多问题。对此，书中叙述史实既清楚又到位，而且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依据。比如，关于立宪思潮，书中做了详细描述，特别突出交代了李大钊所受影响和李大钊参与领导的第四次国会请愿活动的历史意义。书中说：“立宪派与革命派，都主张从根本上废除传统的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建立以西方式的议会为中心的现代政治制度。这种基本目标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主要是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和方法。这两股政治潮流，都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这段话说得很对。立宪派要达到改变封建制度所采取的手段，不是暴力的，而是和平的。被称为改良的思潮和行动，是信奉民主主义的，是变革旧制度的，不是维护旧制度的。问题在于主张立宪的人不懂得在中国条件下，使用和平手段改变旧制度会遇到多种不可克服的困难，根本不能实现。在这方面，年轻的李大钊和他的同学们也没有弄明白，误以为这种做法可以达到目的，这样“同学多数属于立宪派”，积极参与活动。但是，立宪派所做的努力，北洋法政学校大多数学生所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劲。因为社会的变革必须以不断的量变为基础，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没有有关物体的量的变化，要变化它的质是不可能的。立宪派发起的政治运动以及此前一系列失败的暴力革命、和平改良，都是社会变革的量的积累，起着推动质变的作用。而以李大钊为主要学生领袖、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的天津学界发动的数千人集会游行请愿则标志着根本性质变即将发生的临界点。正是这次具有近代群众政治运动性质的集会游行被镇压之后，李大钊和他的同学们以至大多数立宪派转向革命派，促使“革命派进行越发有力”，武昌起义随之爆发。

　　通过书中的分析就可以明白，结束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是李大钊坚定的信念，只是采用的手段不恰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碰了钉子马上转向，体现了正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的年轻的民主主义者李大钊能够“与时俱进”的精神。

　　书中的分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则。书中说：“在李大钊的思想中，‘时’这个哲学概念，始终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一切事物的性质、价值、命运，归根结底，都以时为转移，由时来决定。而‘时’对于人的最大考验、最大挑战，就是无可回避地必须正确地对待过去与未来、新与旧的关系。‘时’之对于人所提出的最大问题，就是时时都需要以‘时’为标准而不断地弃旧图新。”所以，人人都应该“与时俱进”。“而任何弃旧图新或者说‘更新’，其关键都必须从‘我’开始，从‘我’做起。”这段话说得很好。它说明人们应该“与时俱进”，是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变化、发展。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的固有属性，正是在运动过程中，物质才会不断变化着、发展着。人类社会也如此，社会实践不断进行，也就不断发展，人们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将被前进的时代所抛弃。书中对李大钊的《此日》提出“与时俱进”的分析，也正符合李大钊的原意。书中强调，李大钊不仅是提倡者，而且是实践者。确实，李大钊的一生就是与时俱进的一生。他不仅在确定信仰和寻求改造中国社会道路上体现出与时俱进精神，而且在学术上、在日常工作上也都坚持这种精神。

　　历史分析

　　书的“引言”说：“人们如果对于戊戌以后30年的中国政治史、中国思想文化史没有相当的了解，那么，要想真正比较全面、正确、深入地理解和评价李大钊，那简直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本著才不能不涉及比较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诸多重大复杂的中西文化问题。”这一说法就是唯物史观倡导的全面的历史研究方法，也就是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所说的“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这部书从头到尾都体现了历史分析的方法。比如，李大钊在一段时间内拥袁的问题，分析起来很不容易。在一般研究者想来，李大钊这样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为什么要拥护袁世凯呢，再加上文字及相关历史知识的困扰，就推断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书中用了200多页篇幅叙述了李大钊从拥袁到反袁的历史过程，并单列一章说明拥袁的背景与原因。在这一章里，从袁的实力、革命党人的处境、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进行分析，深圳新闻资讯 ，道理说得很透彻。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很重要，因为它是造成政界、思想界大多数人拥袁的基础。书中说：“辛亥革命以后，国人心理上明显存在着‘厌乱’思想。这种思想反对与封建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只求实现形式的统一、和平。”“当时的这种心理状态，反映人民还缺少自觉的民主意识，但求暂时的平安和妥协。”老百姓的这种心理状态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不是政治家、思想家，只希望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存在于老百姓之中的社会心理很厉害，往往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影响政治家的决策、思想家们提出的理论。李大钊信奉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向往着民主共和国的建立，立宪不成转而支持革命，结果总算把皇帝赶下台，建立了中华民国。他认为这个结果来之不易，要珍惜，要共同努力把国家建设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李大钊这个基本想法，显然是同上述存在于老百姓当中的心理状态相通的。当然，李大钊并不是对袁世凯这个人非常满意，也不是没有看到在袁世凯掌权的政府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即使这样，李大钊还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出主意，希望政府能够解决存在的问题把国家建设好。对此，书中评论说：“李大钊主张民主革命，建立民主政治，但是，却并不真正懂得什么叫民主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什么叫民主制度已经实现。他痛恨并弃绝封建专制主义和秦皇之制，但是，却并不真正知道秦皇之制、秦皇之魂的那些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会有种种复杂‘变异’的顽固依附性。他渴望国家的和平、安定、集中、统一，并追求‘一力进于建设’，但是，却不清楚实现这一理想愿望的条件与如何处理与上述两方面问题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就很难认清和上述问题密不可分的人物袁世凯的实质与一系列的险恶用心。”历史是无情的，阴谋家急于实现自己的野心，当总统还不满足，非要当皇上，李大钊明白了，大多数拥袁的人也明白了，于是反袁的旗帜树起来了。

　　实事求是分析

　　辩证分析、历史分析概括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分析。通过实事求是分析，读者将会更深刻读懂李大钊，更贴近实际了解李大钊，这正是朱成甲写这书想要达到的目的。当然，这部书还有许多具体的优点，比如为了说清楚历史真相而考证史实；为了弄清楚李大钊文章的本来意思而解释不易懂之处；等等。

　　当然，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这部书好几处出现了“推论”。比如，说到李大钊写的批评陈独秀的文章，在发表前陈独秀“肯定”会看过，这显然是推论。推论是史学工作者最不应该做的事。书中多次看到“我们”一词，也是写书时忌用的。因为这样有点强迫读者与作者一样认识某一问题。其实，如果把“我们”字样全部去掉，要表达的意思一点不会变。书中有“尊称”，诸如富田升先生之类，这不应该。因为史学著作中出现人名，一律直呼即可，这是规矩。此外，这部著作只写了上卷，希望早日看到后边的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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